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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说西洋好就是汉奸的年代,他却毅然出国做了大使!

祥说近代史
09-13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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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汉诏以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周旋远人得失之机,不独国家利病系之,荣辱亦莫甚焉。此尤士大夫所宜究心者。”

这段话表明了郭嵩焘认为外交工作极为重要,汉代的诏书就已将使臣与朝堂之上的宰相和战场从横的将军放在了同等的地位上,更不用说在与西方需要经常打交道的当代了。

这些都表明了郭嵩焘将外交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外交思想也正是郭嵩焘洋务思想核心中的核心。

郭嵩焘生活的时代,清政府面临着一个个强有力的对手,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两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从没有过的巨变。

面对时局,大部分人民和士大夫的意识依然处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对国门之外世界依然釆取抵制态度,保守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

遇到西方人“衣冠非时制,即相与惊骇,栏截阻遏之,其势万不能相容”;听闻有人说“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诡河则喜,谓夷狄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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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嵩焘则认为在新形势下更要冷静理智的去面对西方。他承认西方各国的入侵已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但一味的逃避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与西方各国的接触是难以避免的,所以郭嵩焘说“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

在西洋入华的问题上郭嵩鮝与保守派的看法恰恰相反,提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这句话说明,不但应该看到西洋入华这一变化,还应看到这种大的变化所带来的“气机”,只要把握住这个“气机”,那么中国就可以富强昌盛。

郭嵩焘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强盛的朝代都坚持对外开放,以礼待夷邦;而每个朝代由强转弱往往是中夷相互隔阂,从而引起战争造成的,或因中国不了解外邦,从而不能主动化解矛盾,或因不了解外邦情况,而未能组织有针对性的抵抗而造成的。

郭嵩焘认为现在正处于“洋患”最为严重的时刻,“洋患”是不可能因为士大夫的虚矫议论和意气用事所能消除的。至有解除闭关锁国,对外开放,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而才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除“洋患”。

因此,只有中国主动走向世界,才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只有对西方文化、制度进行细心研究,认真分析出究竟哪些是对中国有利的,而后进行仿效,才能走出当时的困境,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如果只是不停地躲避,或者直到迫不得已时才与西方进行接触,那么只会造成“气日靡而无识者之议论亦日器”。

正是因为自己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所以郭嵩焘才会在众人视出使西方为奇耻大辱的大环境下,对众人非议置之不理,不顾朋友的劝告,挑起出使英国的重任而毅然出访的。

来稿/高立群 运营/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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