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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明亡后,朝鲜扩军备战打算反清复明

奇闻:明亡后,朝鲜扩军备战打算反清复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在后宫煤山自缢身亡,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国运到此结束。随之,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此后,忠臣义士先后拥立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桂王朱由榔为帝,继续抗清复明。至公元1683年,当年的汉奸、如今的英雄施琅率满清水师攻入台湾为止,明祚延长了三十九年。史家把这三十九年称为南明。

而这一时期的近邻朝鲜,也加入了反清复明的行列。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就以光复大明为己任。

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李澄(朝鲜王储)一起,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今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公元1644年11月9日,入关后的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己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廷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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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5年3月,久居满清为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宗出城迎接“天使”的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中愤懑。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仁祖李宗虽心知肚明,但碍于朝廷上下对质清归来的昭显世子的不满情绪,并未深究此事,只是向清廷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凤林大君李淏被多尔衮释放后回到汉城。

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亲睹了明亡清兴的过程,积累了与清廷相处的经验。多尔衮对其去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亦觉可疑,但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公元1645年11月14日,清廷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朝鲜李朝视清廷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了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等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中,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至清末,仍有人书写使用崇祯年号,仍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在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上,当年的朝鲜朝野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李淏,则始终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们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回应者!”对大臣担心的:“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他却义无反顾地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之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二万一千人,并且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禁军由六百人增加到一千人,并且全部改编为骑兵。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二万名;但由于财政困难,计划未能实现(见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慧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台湾郑成功、甚至准葛尔部等反清势力,都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廷。当得知台湾郑氏多次派使者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时,朝鲜李朝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见《仁祖大王实录》。

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孙子肃宗李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公元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日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廷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便派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来和好,奏折所奏不实。顺治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令人遗憾的是,当初满清国运正处在上升期,故,朝鲜李朝君臣的“反清复明”计划未能得以实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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