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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衰落的东北小城:买卖人倒下,公务员坚挺

编者按:

春节是我们离故乡最近的时刻。从外乡归来的我们,裹着亲情与友情的外衣,打量曾经的生养之地。这一平日远离喧嚣的都市边缘地带,无论变与不变,都在沉默地写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大历史。

我们回到家乡——一个福建小村庄与一座东北小城。我们看到,村庄里的村民,正被小产权房产业冲击,经历由城镇化带来的财富大潮,人生大起大落。而小城里的公务员则在经济的衰变中,坚挺如故。

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它们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正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发生。我们记下这些,思考故乡的来路与去路。

以下是“回乡笔记”第二篇:

(大年初一,黑龙江省东宁市中心街道转盘处的水务局,行人稀少。图/杨磊)

文|杨磊 编辑|冯翊

我在家乡——黑龙江省东宁市的体制内有很多“熟人”,他们大多是我的高中同学,每当外界谈论起东北公务员时,我总会想起他们中的三位:王鑫、张宁、李鹏。

东宁是个不大的县级市,早上6点开始苏醒,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城内的楼房大都只盖到6层,10多层高的楼房能数出来,竖在矮楼堆里,异常扎眼。东宁以东便是俄罗斯,作为国家一级陆路口岸,城里穿行着做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人。

这次回家,我和高中同学聚了一次。他们仨都开着车,来到一家新开了一个月的饭馆。桌上的菜有大拉皮,涮肚,锅包肉,地三鲜,盘子直径都在20厘米以上。

“都是家里特色菜,在北京吃不着这么正宗的。”王鑫先动了筷子,伸向铁盆里的麻辣鸭头。

一年不见,我们都胖了,平均每个人重了20多斤。他们比之前成熟了,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做事小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十年前,我们一起打过球,逃过课,泡过网吧,他们仨是班里的差生。

那时,父母总和我唠叨“别人家的孩子”多么有出息。有出息的人当中要么是去俄罗斯做买卖的,要么就是县里的公务员。我的那三位同学在哈尔滨、大连上完大学后,选择回家乡考公务员。

“去年公务员没考上,今年过完年又快考试了,好好考。”王鑫嘴里含着饭,低着头。我记得去年他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后来,他进了检察院案件管理科做合同工。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他们在同学群里最活跃的时期,那是黑龙江省公务员考试的时间。他们查询东宁或附近城市招收公务员的信息,预测今年多少分能被录取,想象着录取后的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能力总是被高估的。每次考完,王鑫都认为没啥问题,但成绩一下来就蒙圈了。

“如果不是我考试的时候大意,早就考上了,啥都别说了,赶紧喝酒吧,我干了,你随意”。王鑫因为开车,不敢喝酒,一口喝掉了杯中的茶水。

“你现在加减乘除都快忘了,还要写申论”,张宁接过话头调侃。他在城管局做城管,也是一名合同工。

没考上公务员的王鑫每天九点上班,八点半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给领导打扫屋子,“保洁大妈只打扫走廊,不管屋子,我们都是自己收拾。”他高兴的是能够给领导扫屋子,没有人抢,伤心的是,领导不知道打扫屋子的人是他。

(东宁市气派的政府大楼,坐落在城北的万沟鹿村。图为受访者提供。)

他的领导长得很“腐败”,身材高大,啤酒肚也大,开会时的发言,“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只喝几口水,不会重复,信手拈来。我们在下面得认真听,我都做了笔记,不管明白多少,样子必须做好。”

“领导讲完话,必须得鼓掌,而且要响亮! ”张宁倚靠在座位上,笑着说。

张宁高中的时候比较胆小,逃课、打架总是躲在我们身后,每次受到老师处罚时都会找几个人一起挨批,现在工作了,习惯依旧没有改变,依旧随着身边人寻找自己的处事准则。

他每天的工作是植树、撕小广告,过节时会很忙,那时道路两边的树旁需要围上灯,县里有一些活动,城管要参加并且帮忙,其它时间都很清闲。

王鑫每个月拿着1600元的工资,正式公务员每个月3000元。这在当地算是很高的工资了。他干的很多活儿往往是那些想偷懒的公务员留下的,“因为他们知道,合同工会为了保住工作而认真做好”。

考了两年才当上刑警的李鹏是正式工,饭桌上最亮眼的存在。他大学毕业就开始考公务员,第一年笔试通过,面试失败,与他爸吵完架就跑了,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当时他嘴里常常念叨,“面试通过的肯定是给钱了,我笔试第二,面试之后前六都没进去。”

第二年考上公务员后,他说,“都是因为努力,好好学,都能考上。”

聊起工作,他们各倒苦水。

“都一个样,天天坐办公室,整材料,接待人。”

“他们天天坐办公室,我天天出去撕小广告。”

“你们都还行,我天天训练,早晨老早就出来跑步,有电话就出警,啥屁事都有。”

一旦在办公室闲下来,他们都会喝茶、看报。这一上世纪90年代的机关风俗,在东宁依旧流传着。

小城曾经辉煌过。那时,东宁市占据口岸优势与俄罗斯通商,万元户随处可见,被评为黑龙江的塞北小江南、省级十强县。很多公务员下海做进出口贸易,我大姨家的大哥、二哥就是其中之一,一年能挣100万左右。

(红色标志为东宁市位置。)

相比之下,公务员就没那么风光了,工资仅够吃饭,但每月过节都会发豆油、大米、鱼肉、购物卡,工作态度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每天总是开会,更多的生活来源是上不了明面的 “灰色收入”。

我念初中的时候,城里议论着当公务员交钱就行,当官就是挣钱,办事就是收礼,民间曾有办什么样的事收多少钱的规则,曾传言当时的县委书记贪污,数目过亿。

近年俄罗斯经济衰落,东宁市对外出口贸易生意不如从前,买卖人已经没有了往年财大气粗的阔气,一些人开始做起黑木耳的生意。2010年左右国企改革,陶瓷厂、砖窑、水泥厂没了,煤矿收归于国有,如今也是举步维艰。

前几年,我妈在县城买楼,她最担心房产证是否能够正常发放,我家的小区,开发商换了很多,“外地开发商不知道跑了多少,(毕竟)本地的不给钱都卡你。”

房价明显地反映出小城经济的发展趋势。四年前,房价稳定在3500元左右/平,这两年,降到2800元左右/平,居民购买力、消费水平下降,同时波及的还有饭店。2012年后,“八项规定”实施后,主打海鲜类的高档饭店关门,但小饭店仍然活得不错。如今,很多小饭店也关门,路边饭馆的名字在不断更换。

互联网也搞不起来。春节期间,一篇题为《正在消失的东北互联网》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作者提到东北老家网约车、外卖等互联网平台,已经被自发的车队、“跑腿公司”取代。这一切也在我的家乡发生。

张宁每天撕的广告中,以前是卖楼的居多,现在是打车的。“东宁有5个车队,大的100多辆,小的30多辆,打电话约车,为了宣传电话号码,他们贴广告,他们贴完我们就去撕。”

当前,种植黑木耳的年轻村民不断涌入,维持着房价的稳定。入夜,小城东面的楼群几乎看不到亮光,因为村民要回乡种地。

(夜幕降临,东宁大桥旁的帅缤广场亮起路灯,空荡荡的大街上,一个行人走过。图/杨磊)

然而,上面提到的衰迹,并没有影响到当地的公务员,灰色收入虽然少了,但我妈说他们是旱涝保收(拿固定工资),不怕,“在东宁,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而没让我的同学走出山海关的主要原因是:稳定、清闲。

小县城里的公务员都有数,圈子很小,随意提几个人,就能编织起一张权力网。王鑫的领导是我另一名高中同学的父亲,王鑫的父亲又是林业系统的领导,张宁的父亲与他本人同属城管系统。我的家里至少有5个亲戚当了公务员。

他们徜徉在这座小城的小圈子里,毕业、结婚、生子,循规蹈矩。在这里,28岁结婚已是晚婚,王鑫去年结婚,马上要做父亲了;张宁的儿子一岁半;李鹏的女朋友已经换到第5个。单身的我,在饭桌上总是被调侃的对象。

结婚之前,父母已经提前为他们预备好房子、车,甚至工作。他们生活安逸,微信朋友圈都是县城里的美食和家里养的猫狗,一天就是一生。

只要工资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能安逸到老,那天饭桌上,大多数人都这么相信着——他们的父辈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也没劝我回来。

相比工作内容,饭桌上他们更愿意谈论女人,以及小城里的八卦,“去年,王玥波(高中同学)考上了公务员,在办公大厅工作,改变人生了。”

二十多年后,做买卖成了“不上讲(不值得夸赞)”的职业,依旧坚挺的只有公务员,成为抵御衰落最后的避风港。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晚10点,小城的灯光开始熄灭,只有几家24小时营业的KTV和澡堂还在坚守。午夜的街头依旧能够看到醉醺醺的几个年轻人,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的身体,在仅有的霓虹中拉长身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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