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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晚清至建国初旌德的移民活动

晚清至建国初旌德的移民活动

方光华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33期

晚清时期

旌德的移民活动,最早可上溯到晋、唐,北方汉人为逃避战乱、赋役,纷纷南迁。据家谱记载,江、刘、方、吕、鲍姓隋唐时辗转迁至旌德。汪氏先祖五代末期从歙县迁居旌德新建,喻氏先祖宋时迁旌德仕川,韩氏先祖明时避外夷之乱迁居旌北。中原大族的定居繁衍,使旌德人口渐趋兴旺。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继续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加上乾隆年间奖励垦种,鼓励开发,致使有大片荒坡闲地的旌德人口不断增长,闽、赣、浙及池州、安庆等地的“棚民”纷纷流入旌德境内,租山垦种。嘉庆年间,入境人数更多。

流民入境后,多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子孙繁衍,人口激增。孙村汪永年生于清初,至160年后的嘉庆年间,其后裔已逾千人。江姓一族除外出扬州、北京等地经商者外,仅在县内就有8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至道光五年(1825),全县人口增至44万多人。咸丰三年(1853)增至50万人,达到旌德历史最高峰。当时,城乡房舍鳞次栉比,旌德县城几无空地。西门外有幢“铜门屋”,内住一百多户;近郊宋姓、汪姓居民都在千户以上;庙首、江村、三溪、大礼村、乔亭、朱旺村等均为千户大村,连仕川深山区也有“千灶万丁”之称。这些村庄中的古墙房基,至今仍然随处可见。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地处宁国府的旌德作为天京的外围屏障,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往来拉锯的战场之一。从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二年(1863)八年间,太平军四占旌德县城,清军及地方团练与太平军战争多年,加上连年旱涝瘟疫,使田园荒芜,人口流亡,饿殍陈野,旌德人口急剧下降。至同治三年(1864),人口锐减到不足三万。大村十室九空,小村空无一人,“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同治四年后,形势渐趋稳定,外流者陆续返乡。

战后旌德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状态,大量土地闲置以至抛荒,房舍多有空置,为外地移民预留了空间。因此,旌德同样成为战后移民招垦的一个地区。

皖南地区的招垦,在湖北、河南等省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中间引起极大轰动。据当时的《安陆县志》记载:“同治六七等年,民间讹言下江南,种无主良田,住无主美屋,无一村一堡不轰动。凡佃户皆辞田而去,迁徙者不下万户。”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代皖南地区(包括旌德县)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移民大多持安土重迁的观念,对远适他乡存畏惧心理,总是在离家乡近的地方找适宜的定居点。两湖、河南移民多是乘船沿江东下,到芜湖后,沿青弋江支流上行到旌德,选择这样的路线比顺水阳江而上迁往广德州的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通过乡邻、戚族提供自己定居的信息,影响到移民对迁入地的选择。此外,移民初到异地,在生产、生活诸方面都需要帮助,佃种他人的土地,也须有熟悉之人作保,“其异籍农民认垦荒田,须令田邻地保出具互保,俾知根底”(李宗羲《招垦荒田酌缓升科章程详文》)。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移民选择熟人、戚族的定居地作为迁入地。

这一波移民,从同治六七年开始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赣、鄂及本省宿松、太湖、无为、巢县、庐江等地的移民迁徙旌德,使旌德人口缓慢回升。光绪三十年(1904),全县人口39266人。

旌德山多地少,唐、宋以来,大姓小族多聚族而居,“人烟凑集,城乡皆聚族而居,近来生齿愈繁,大族人丁至有万余,其次不下数千,即最少亦三二百人”。在这样的地方,宗族势力强大,外来移民很难插足,即使“他姓有迁入者,则受其欺侮排斥”(《青弋江流域概况》)。移民的分布自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时旌德移民,多选择人口少的偏僻山区落户生活,与土著居民尽量减少生活、生产方面的摩擦。

湖北移民在旌德境内,以与宁国为邻的云乐乡为多。云乐太平天国后,人口稀少,地方偏僻,湖北人在刘村、洪村、许村、陈村、茶岭均有分布。俞村乡上口村湖北移民为数同样不少。安庆移民在旌德西乡为多,白地高甲麻岭村、庙首祥云的小村落大多为清一色的移民居住。城关、双河乡及俞村乡的乌岭沟等地安庆、庐州等地移民多有分布。

在地方志中,旌德的外来移民迁入过程缺乏记载,历史信息模糊不清。光绪中叶,时人指出“旌德多鄂、赣、怀、桐客民”。此外,还有湖南、山东和河南移民。从同治三年(1864)的人口数字,与光绪三十年(1904)的人口数字比较分析,估算移民数应该有五六千人。光绪十年(1884)的一个事件,可以作为佐证。那年,旌德发生旱灾,因积谷不多,官府只对土著居民进行救济,引起外来移民的不满。“楚南寄籍该处之人,谓其办理不公,殊非为善从同之意,因于初九日夜结聚同党千余名,持械拥入县署”(《益闻录•客民滋乱》)。一次集聚千余人,可见其人数之多。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宁国县河沥溪擒获“匪徒”15人,皆系“河南、山东产,潜居旌德县有年”(《益闻录•宁国近事》),说明同治末或光绪初年,已有河南、山东人移民旌德。

移民的迁入,为太平天国战后旌德的生产带来了为数不少的劳动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国初期

建国后,旌德的移民活动主要有三次,依次为江淮地区灾民、无为移民和新安江水库移民。

一是江淮地区灾民安置。1954年春夏,江淮地区发生了超过1931年的大洪水,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河北受灾严重,安徽省受灾人口达1537万,重灾民917万人,转移灾民4974598人,就地安置4598566人。

据《旌德县志》载,1954年旌德县接收安置江淮地区灾民5143人。从1954年11月旌德县委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灾民安置情况,仅三溪区安吴乡就流入126户,420人,劳动力仅占40%。灾民投奔亲友安置的仅占十分之一,无亲友可靠的灾民主要居住在三个祠堂和一个庙内。灾民到旌德时正值秋收秋种季,劳动力帮工挣现钞养家的比较多。由于生活困难,灾民遗弃小孩或将小孩送人的情况在三溪、隐龙、模范均有发生。当地政府组织村民生产自救的办法,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副业,动员灾民种菜并指导他们上山挖葛根蕨根,解决吃饭问题。在政府救济的同时,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帮助灾民生产生活。

二是无为移民安置。无为移民是旌德县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次。1958年2月,芜湖地委决定计划从无为县迁移40000人,到旌德县“支援山区、开发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任务分到无为县13个区,一批20000人,分两批迁移。无为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农村工作部牵头,会同组织、宣教、财贸、工交、共青团、妇联、公安、民政成立办公室,乡镇由1名党委书记负责。任务集中分配给土地少、人口多的社,如汤沟、新民、蜀山等13个区。

当时,宣传动员时都以“支援山区”统一口径,不提“移民”,规定孤寡、懒汉、地富反坏分子、转业军人不许迁。为配合宣传动员,无为县还印发了《给支援旌德山区人员的一封信》。第一批要求3月份春耕前迁到。全家一起走的可将组织关系、粮油关系一同迁走,仅劳动力走的可带简单的劳动工具,房屋等财产交社队由专人看管。从1958年5月1日旌德县委的一份报告中得知,无为移民总数6243户,26501人,返回1915人,实际移民24586人。当年还有自由迁入的5750人,总计30336人。

旌德13个乡均有接收任务,版书最少144户720人,云乐、朱庆、三溪、兴隆、庙首、孙村都在2000人以上。因不习惯山区生活和初期的艰难,返回现象时有发生,据无为县1958年8月份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移民返回856户3338人。以后,这个数字又有变化,只是没有查到准确的统计数,旌德县志只笼统记为“1958年,接收安置无为移民20000余人”。1957年旌德县总人口为74059人,到1958年增至90109人,毫无疑问,无为移民占了净增量的绝大部分。

三是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旌德县接收了浙江淳安和本省歙县新安江水库移民3034人。移民安置各乡镇均有,白地、兴隆最多。

自晚清到建国初,旌德县移民数粗略估计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些大村聚族而居的格局因之发生改变,比如江村、庙首。移民的到来,无疑大大促进了旌德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移民的文化、生活习俗,同样在旌德生根发芽,对本土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现今流行的旌德普通话,各地来的人都能讲,都听得懂,有些人在小山村可能还在讲湖北话、安庆话。现在的旌德人,都很包容、团结,外地人到旌德工作很容易融入,没有陌生感。

旌德人居家过日子,并不像徽州人那么节俭,倒有几分江北人豪爽的风格,这一点,现在很火的小吃“旌德大饼”就是一例,不但饼馅丰富,而且用油很重,与歙县、绩溪面饼迥然有别。由于移民融入日久,以致于移民的历史渐渐为多数人所遗忘。近十余年来,新安江库区移民由于有了政策补贴,移民情况普查得十分清楚,到目前有3264户,8654人。而略早于此的无为移民情况,就要模糊得多。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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